最终还是要回到唯物辩证法

  在黄卫伟看来,西方公司自科学管理运动以来,历经百年锤炼出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凝聚了无数企业盛衰的经验教训,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很早以前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听北大教授厉以宁讲过一句话,他说:'经济学理论,没有被驳倒的,只会被忘记。'只要人们都不用这种理论了,就会很快忘记。实际上在管理领域也是如此,中国要拿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轻易否定,甚至全盘否定别人。”
 
  祛魅BAT
 
  如果说寻找当下时代的中国公司标杆,以华为为代表是一种类别,而另一派别是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为代表的平台巨头,以及在他们麾下的众多独角兽们。
 
  这些有别于专注于“太平洋粗的管道”的华为这样的公司类型,众多独角兽们正在试图用资本的力量,依靠不断做大的份额,去建立另一种商业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同样也成为中国管理学者探索的新沃土。一种完全基于中国新经济实践的管理学,正在试图对传统西方管理学发出挑战。
 
  尽管我们常常羞于承认,这个时代对于成功的判断,最适合的定义表征依然是机场书店里属于独角兽以及科技寡头们的成功学。但黄卫伟认为这甚至不能定义为成功,“阿里巴巴、百度或者腾讯,某种程度上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只能说它们确实发展起来了。”
 
  当我们讨论这些科技寡头时,能够看出黄卫伟在用词上的克制,“凭借机会主义的浪潮,通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获得的这种成长的企业,我还不能称其为成功。”黄卫伟说,“什么时候能把中国产品卖到美国去,这才是本事。”
 
  面对当下所谓商业模式创新,这位卓有建树的管理学者所显现出的更多是忧虑,“这些企业的经营模式不但不能算是成功,而且……使得中国企业都处于浮躁的跟风模式之中。”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现在中国企业风行的是“风口上的猪”,商业模式大部分都是想着怎么把资本的钱引进来,然后用低价的方式打垮竞争对手,然后再上市,“上市后风险资本溢价退出,企业家和管理层暴富,导致企业的内部分配机制扭曲。”
 
  在黄卫伟看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商业发展的价值依然是核心技术。当说到这里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管理学者的理性矛盾展现无遗,“制造2025战略才是提升真正的国家实力”。但是,凡是核心技术都需要“多年持续的高投入,厚积薄发”。“现在业界和媒体都过于关注互联网,但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增长不只在这些行业,而在于真正驱动全球竞争地位提升的核心技术。”
 
  而基于“BAT式实践”的中国管理理论,在黄卫伟看来同样属于根基不牢。“西方这套理论确实解释不了中国企业的这种成功模式,因为西方理论中没有这么多机会主义的东西,又怎么能解释机会主义的成功现象?”
 
  黄卫伟认为,对于中国企业的经营,现阶段更需要的是回归基本的管理常识,而不是急着去建立全新的理论。“我研究西方成功企业的结论是,是朴素的思想造就了杰出的企业,而不是杰出的思想造就了杰出的企业。我刚开始也以为是杰出的思想造就了杰出的企业,最后才发现朴素的思想才是根本。比如像微软、IBM、沃尔玛等等这些杰出的案例,开始以为其背后都会有很深邃的思想,最后发现它们就是把常理做到了极致。”
 
  从德鲁克到黑格尔
 
  “如果回到朴素的思想,那就等于你要写管理理论,几乎和写圣经差不多了。我能写得过圣经吗?根本写不过对吧。”说到这里,黄卫伟笑了笑。
 
  黄卫伟当下的困境,首先在于路径的选择。“要么追随西方体系,要么就是否定西方体系,但这两个方向都是错的。我认为中国管理学领域应该试图去探索第三条路:就是真正基于中国公司的成功的实践。”
 
  在实践层面,引导黄卫伟的是德鲁克。但是在实践之上,作为数十年实践的研究者,黄卫伟接下来的挑战是对管理实践的抽象。对于持续研究和合作的华为,黄卫伟的理论逻辑是,“真正要总结华为的成功,最终还是要回到唯物辩证法,回到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理论。”在他看来,华为这些年的发展,实际上展现了内在矛盾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而这种内在矛盾早在创业的时候,就已经潜伏在企业内部。“就像黑格尔辩证逻辑学的体系中,从存在到本质再到概念,这既是逻辑的顺序,也是历史的顺序。从这一点出发,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企业是先有质还是先有量?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是先有质才有量。那么,美团、滴滴、甚至BAT,有了这么大的量,它们的质是什么?还少有人去探讨。”
 
  和科斯在19世纪20年代给企业的边界与本质所定义的“质”不同,黄卫伟所说的质,理解起来更像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目的。
 
  1989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经典论文——《战略意图》(Strategic Intend),提出了“战略意图”的概念。他们研究了过去20年中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它们规模尚小的时候就已经树立了要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的远大目标。“他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战略意图'。这就是企业的质。”黄卫伟解释。
 
  企业的“质”,决定了企业的命运。“他是要做领导者的,如果赚钱目标和成为领导者目标冲突的话,它要服从于领导者目标,也就是在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取舍上,有不同的一个选择。正因为确立了这样的长远目标,这个战略意图以后,才能够牵引它的资源配置的长期一致性。”黄卫伟说。
 
  在辩证法的体系里,除了“质与量”的范畴之外,还有“内因与外因”对事物发展展开分析的框架。由此举例,黄卫伟提出了一套非常有启发性的对于多元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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