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专门的事业部来从事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研发

  我的回应很简单:美国科技强大,不是因为美国在国际上讲契约精神,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在国内对美国的企业、民众讲契约精神。我们要学习的正是后者而非前者。听明白了吗?
 
  危机倒逼改革vs危机倒逼“砸钱”
 
  中兴休克,全民总动员。不仅如此,美国又磨刀霍霍向华为……让人想起国歌那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围绕中兴通讯的激烈讨论,激发了强烈的社会危机感,这是好事。但对于如何摆脱危机,不仅缺乏共识,反而引发了无数口水战。
 
  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一席话再度把争论推向高潮。4月22日吴敬琏表示:
 
  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这种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标题党请注意,吴老反对的不是发展芯片产业,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众所周知,“不惜一切代价”通常意味着政府砸钱。为什么吴敬琏反对政府砸钱呢?他说:
 
  芯片问题其实政府是非常重视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于给钱没有给钱,三年前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是4000亿,像清华大学紫光一个收购动作也是想在芯片发展上建立丰功伟绩的,但是效果并不好,有许多深层问题需要进行讨论。
 
  但吴老对砸钱效果不好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展开。
 
  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体制的重要特色,也取得过很多成就,最具代表性的是:原子弹、航空航天、高铁、大飞机、三峡工程。
 
  因此,“砸钱搞芯片”似乎是一个看起来不错的选择。
 
  其实不然。芯片与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家工程”的区别在于:
 
  原子弹是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芯片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目标。根据英特尔创始人之一的摩尔(GordonMoore)提出来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原子弹的客户需求是固定的(国家是唯一的客户),而芯片的客户需求是多元的、多变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定位的客户对芯片的需求自然不同。例如,英特尔宣布退出智能手机芯片市场,组建专门的事业部来从事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研发,随需而变是一流企业的关键能力。2017年3月,英特尔收购 Mobileye,希望抢占 “算法+芯片”的AI赛道。
 
  开发原子弹没有市场竞争,而芯片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芯片领域,英特尔的领导者地位就不断受到AMD和英伟达的挑战和威胁。例如在比特币引发的挖矿潮中,AMD就成为最为受益的芯片厂商。挖矿者为绘图芯片的销售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游戏。
 
  原子弹没有专利保护,而芯片领域存在严格的专利保护。 2009年,英特尔与AMD结束长达22年的反垄断、专利司法纠纷,宣布和解:英特尔向AMD支付12.5亿美元。
 
  可见,原子弹这类国家工程主要是依靠的大规模投入和时间,这也是为何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这样的小国也要凑热闹搞核武器的诱惑所在。
 
  芯片需要的不仅是投入,更是对技术变化、客户需求、未来趋势的把握,这不是“砸钱”就能突破的。在芯片领域的持续创新,只能靠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
 
  民间风投vs政府基金
 
  要实现“中国芯”的突破,关键不是政府砸钱,而是风险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原因很简单,只有风投才能投出企业家精神。
 
  芯片需求是巨大的,这应该是一个对风投充满吸引力的投资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59%的芯片。2017年国内集成电路进口价值为2601亿美元,超越石油成为第一大进口商品。
 
  但是风投也有自己的苦衷。投过饿了么、滴滴、ofo的“独角兽捕手”朱啸虎说: